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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日，上海的陳女士反映，他們全家從徐匯區搬到楊浦區，但因丈夫是外地戶口，無法給孩子報名公辦幼兒園，而私立幼兒園的學費一年要十幾萬。陳女士稱，政策要求全家都是當地戶口，她和孩子已轉到楊浦戶口，如今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和丈夫離婚，孩子以單親家庭報名。

正觀視評：

這一事件再次引起了人們對戶籍制度和教育資源的關注。前些年，不少地方都出現過為了孩子上學，夫妻假離婚的事例。而近幾年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和教育資源的不斷豐富，這種情況已經越來越少見了。但這起事件提醒我們，在一些大城市，“假離婚”現象并未消失，這背后究竟有著怎樣的政策邏輯？

不可否認，大城市公共資源有限，常住人口又多，在分配教育資源時，優先考慮父母雙方都有戶籍的孩子，可能也是無奈之舉。但當公共政策倫理與家庭倫理發生沖突，父母只有“離婚”才能讓孩子上學時，我們不得不反思，這種把家庭狀況作為入學依據的政策究竟合不合理，會傳達出怎樣的價值導向？

從邏輯上講，這種公共政策本身就是在與家庭倫理博弈，必會間接導致一些人陷入現實利益和家庭倫理的兩難。孩子上學是這樣，醫療、住房等也是如此。所以，無論政策的出發點是什么，也不管背后有多少無奈，都應該及時調整和完善。

說到底，大城市之所以“入學難”，還是因為公共教育資源稀缺。這也決定了，必須進一步加快建設公立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。這起事件中，陳女士寧肯離婚也要讓孩子進公辦園，就是因為民辦園太貴。這恐怕也是很多父母面臨的煩惱。只有把這些現實的教育問題解決好了，才能避免家長陷入兩難，也才能做好鼓勵生育的條件支撐。

（黃河評論信箱：zghhpl@163.co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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